除夕晚上六点,陆惟安回到北区父母家。
房子还是那套房子,七楼,没有电梯,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半,他走到四楼的时候拍了两下手,灯没有亮,他就摸黑走上去。门一开,屋里很暖,桌上已经摆满了菜,母亲从厨房探出头,说怎麽又瘦了,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新闻,看见他,只点了一下头。
妹妹陆惟宁和新婚的丈夫也在。十二月他们办喜酒,陆惟安包了两万的红包,妹妹当时就打电话来骂他,说他自己的片子都没钱拍,包那麽多干什麽。今天她一见面,塞了一个红包给哥哥,说是还他的,叫他不准不收。
陆惟安收下了,转身就塞进了母亲的围裙口袋。
吃饭的时候,母亲问片子拍得怎麽样,他说顺利。父亲问钱够不够,他说够。父亲没有再问,夹了一块鱼放在他碗里。房贷涨到一万两千五的事,他没有说。这套房子父母住了三十年,他小时候在这里做功课,後来考上电影学院,父亲送他去车站,在月台上只说了一句,拍不好就回家。这句话他记了十几年。
妹妹拿出手机,翻到剧组宣传号发的一张剧照,凌晨的鱼市,陆惟安站在监视器旁边,旁边蹲着一个戴毛线帽的女人,手上拿着一条湿围裙。别人都盯着监视器,他却转过头看着那个女人。这一眼是什麽时候看的,他自己都不记得。
「这个是谁?」妹妹问。
「美术。」
「我又没问她是做什麽的,我问她叫什麽。」
「陶见微。」
「陶见微。」妹妹念了一遍,故意念得很慢,「真好听的名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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